文化之约 | 万里归心对月明

家书抵万金。在没有电话、邮件、微信的年代,家书是远隔重洋的海外游子与家人打破山海阻隔的情感纽带。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华侨书信,它们静静地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如诉如泣,如歌如诗,记录着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

在那一张张泛黄的纸片上,字里行间寄托着对家的想念、对乡的挂牵、对国的热爱,贯穿其中的是一颗颗中国心、一份份家国情。

陈嘉庚为别人的母亲、妻子签署的一封回国优待信函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有一封陈嘉庚签署的信函:“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足钦佩。现伊母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希军政长官予以特别优待,实为至盼。”落款是:主席陈家(嘉)庚。

这是1939年陈嘉庚为了许志光母亲及其妻子回国专门签署的优待信函。这封信的背后,则是南侨机工的赤子情怀与动人往事。

在80多年前那场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3200余名华侨青年离开亲人,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支援抗战。1939年2月,一则紧急通告在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末尾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这就是陈嘉庚带领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向南洋华侨发起的倡议,号召有驾驶和机修技能的南侨,回国支援抗战。“不当亡国奴,回到祖国去!”3200多名青年响应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回国,这些机工在抗战历史上被称为南侨机工。

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在敌机的轰炸中,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驾车抢运后方急需的物资。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共抢运回1.5万余辆汽车、50多万吨军需物资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打破了日本对中国海上重要港口的军事封锁,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在这个3200多人的华侨青年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中,26岁的许志光就是其中之一。与所有团员一样,许志光信念坚定:宁肯牺牲自己,也决不当亡国奴。他毅然放弃在南洋经营正火的出租车业务,将老母妻儿送回家乡福建莆田,申请随团回国作技术服务。

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被许志光热血男儿的志向感动,亲自为他回国抗日写了这封信。

许志光作为第二批回国服务团的副领队,率500名爱国青年日夜兼程,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一起参加滇缅公路物资运输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抗战结束后,许志光选择把根扎在了贵州,成为贵州汽车制造厂的一名技工,数十年默默在这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奉献。

在许志光故居的客厅里,金光闪闪的纪念匾牌和1995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挂在正中央,“赤子功勋”四个大字光彩照人,是对他青春年华时为祖国作出贡献给予的肯定。

像许志光这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将这段历史冲淡,反而更加熠熠生辉。无论何时何地,这段光辉历史将永远激励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在我唯一理想,就是有机会返回祖国去与我家人团聚”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的展览中,专门有一个展柜陈列着一个华侨家庭通过鸿雁传书记载下的人生历程。书信的主人公是父子二人,父亲在古巴,儿子在国内,几十年中鸿雁不断飞越加勒比,44封信将父子两代人的感情紧紧凝聚在一起。

父亲黄宝世生前是古巴华侨领袖之一,曾任古巴中部城市大萨瓜市(又译大沙华)中华会馆终身主席。这44封家书写于1952—1975年,均寄自大萨瓜。

从1847年至今,中国人抵达古巴已经170多年。可以说,一部古巴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国移民奋斗史。170多年来,在古巴的华侨华人依靠勤劳、勇敢和奉献精神,为古巴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与古巴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3年,黄宝世写给儿子儿媳一封信,信中说道:“尤其知道你们在祖国大家健康,我感觉无限快慰……像你们的奋斗和努力,值得令人钦佩。还望你们青年人忠诚服务,不断深造,就是人生光荣出路……在我唯一理想,就是有机会返回祖国去与我家人团聚。是我的愿望。”

这封不能再平凡的家书中,却承载着最厚重的家教——教育子女踏踏实实奋斗和努力,这是人生的光荣出路。这番道理,今天仍不过时。最令人感慨的是黄宝世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期盼着早一天能够与家人团聚。

这些家书中,对孩子的教诲占了多数。黄宝世以自己的人生为例,教育儿子要自力更生,“我一向没有靠遗产为生活,只有希望自己创造,是我一贯宗旨”。还教育孩子们,“你们二人有学识、有技术,耐心教育指导孩子,无虑将来没有出处。”儿子黄卓才谨遵父教,把“自己创造”作为人生准则,后来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且用父亲教给自己的人生准则教育孩子和学生。

由于客观原因,黄卓才没能在他父亲生前到访古巴,父亲黄宝世生前也没能回祖国和亲人团聚。但是这份情,却因为这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更加沉甸甸。

2006年,黄卓才以父亲的这44封家书为基础史料,写成了一部《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其后又数易其稿,修订再版,并于2021年底出版了西班牙文版《父子:古巴华侨记忆和家书轨迹》,以富于感情的笔法和精练的语言,娓娓写出旅古华侨几代人的百年繁衍、奋斗与发展,既记录了一个移民跨国家庭的私人生活史,又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旅古华侨在古巴的生活、工作和奋斗的历史。读者评价这本书是“最真实可信的古巴华侨史”。

一封封书信,记录了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心灵史,同时也折射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

苏合香、荜茇、千里光、扦扦活……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华踪医迹”展厅,满墙的中草药实物标本和植物彩绘映入眼帘。这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华侨博物院共同主办的“华踪医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

“一部华人移民史,谱写了一曲中医药海外传播之歌。”此言不虚,一部华侨华人移民史,也是一部中医药海外发展史。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当日离离原上草,今已苍苍横翠微。中医药,是身在异乡的华侨华人心中难忘的乡愁,是他们床前永远的明月光,亦承载了他们回报祖国和煦春晖的赤子之心。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13个世卫组织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其中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还有20个成员国将针灸等中医药诊疗纳入本国医疗保障体系。全球中医医疗机构达8万多家,海外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约有30万。同时,一些中药已在越南、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

中国人的海外迁移史,肇始于秦汉。而与中国山水相依的东南亚邻邦,自古以来就是华侨华人移居的主要聚集地。由于战乱、商贸、谋生等原因,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等地,在融入当地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医药在当地传播与发展。

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侨书信中有不少谈及中医药的内容。尤其是海外的游子,听闻故土的亲人身体有恙时,少不得在信中一番叮咛嘱咐的同时附上药方。有一封谭炳金寄给在新会的妻子欧氏的信,就讲了关于近期乘船回暹罗及侨汇事宜,另附有一张药方,药方上用毛笔写有多味中草药:桑叶、茯苓、滑石、苡仁……这样的书信还有很多。

“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药。”身临其境本次展览,就会发现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与现实。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一言一行、饮食风俗、处事方式无不体现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等精神内涵,让所在地的朋友真切体会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中医药的使用和推广,也是华侨华人心怀家国、不忘根脉的生动写照。

一封书信抵万金,追溯和描绘着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思,讲述着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义无反顾,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无怨无悔,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