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产业、资本和市场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的发展必然促使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城市化滞后的现状不但阻碍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已是理论界的共识，但我们对城市化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城市化”并非简单地增加城市人口的数量
　　许多人认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城市人口比重的大小，因而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门坎”，农民就会纷纷涌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这种观点的思想渊源主要源于西方经济学家的城市化理论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低这一现实的考虑。在西方，对人口流动及城市化论述的权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他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论述对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他把经济的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刘易斯模型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的一些理论源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践，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不相吻合。如它假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城市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下岗、待业人员。从中国农民当前的生活状况来看，虽然收入增长缓慢，但并不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而且随着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更加珍惜自己的土地，它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民心目中的“生活保险”和“就业保险”，在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愿意选择留在农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所说:一个农业劳动者，他是否迁入城市，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失业状况。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民也不会简单地做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
　　所以，城市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它受经济增长规律的支配，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离开了工业化的城市化是“化”不起来的。降低进城的“门坎”只能使那些本已在城里安家立业、站稳脚跟的农民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对准备进城的青年农民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或把它当成唯一的城市化手段未免有失偏颇。
　　二、“城镇化”并非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诸如“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大战略”等一系列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文章。这些建议立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很快将走小城镇道路的战略思想纳入到中国城市化导向性政策体系中，并成为在中国城市化战略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潮。主张走小城镇道路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的特色。他们认为，欧美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只是一种维持生存的城市化，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城市住房、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跟不上，贫民窟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环境十分恶劣。这种乡村贫困化与城市贫困化并存的城市化模式，中国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能重蹈其覆辙。而只有加快小城镇建设才适合中国国情。（2）从中国现有城市状况来看，大城市数量不多且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不可能再吸纳农村业已存在的巨大剩余劳动力。城市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城市病”的蔓延。（3）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华南及河南一些地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小城镇的迅速崛起，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因此，发展小城镇被认为是代价最低，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发展下去，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小城镇道路最终没能担当起中国城市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曾引以自豪的小城镇，目前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要承担大城市的特定服务发展良好外，大部分因缺乏后续资金和产业支持而发展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2005年中国建制镇数量基本稳定在1.7万个，人口达到了最高峰的1.48亿，随后逐年减少，2006年减到1.4亿，2008年减到1.38亿，三年减少了1000万。许多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工也被纳入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多达4 000万的失地农民也被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这种“浅层城市化”无法使进城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经济发展良莠不齐，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用一种“药方”来医治长期聚积起来的顽症肯定是不现实的。只有针对各地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才能见效。城市经济是一种聚集经济，它存在着比较成本优势，有更为完善的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能建立起更为发达的商品、劳务、资本、人才和信息市场，使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纵观中西方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无不是在拥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同时，城市经济也是一种规模经济，这种规模不仅包括城市的规模，而且包括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的规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规模大小是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国际上一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无不拥有一定的规模。而企业规模的大小又受市场规模、运输条件、基础设施、信息传播、原料和人才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小城镇”建设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
　　三、大力发展城市群是今后中国城市化的方向
　　最近，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在《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指出：“城市化方向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没有办法走分散化的城市化道路”。明确提出中国未来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两横”是指欧亚大陆桥通道和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三纵”则是指沿海、京哈京广和包昆通道）。要优先开发三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八个大城市群，即哈长地区、闽东南地区、江淮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关中平原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适度发展其他城市化地区（大都市区、城市圈、城市带）、边境口岸城市、点状分布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行有区别的城市化方针。这五类城市空间未来可以集中10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基本可以满足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高峰值、城市化达到65%时对城市空间的需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带有方向性的一次修正，也是中国政府对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经验和教训诸多问题的总结。
　　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科学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对不同的城市进行准确的定位。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共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但却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有10多个城市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这种盲目追求“产业升级”而使城市定位雷同化的做法势必为中国的城市化埋下隐患。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除了人类的新技术革命，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科学务实的态度。

　　摘自《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