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都市圈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都市圈应运而生。它是在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因城市间功能聚集、运作协同、点—圈—线式空间结构布局日趋突出而形成的城市区域。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两大潮流的共同推动下，都市圈内部各城市间及都市圈与外部城市间各要素的流动迅速增加，各城市间联系更为紧密，导致了多级别、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随着区域城市一体化，各城市间实现了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其巨大的经济增量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使城市群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在这一发展态势下，都市圈建设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都市圈的开放性也使我国都市圈融入世界都市圈网络体系成为可能。

　　本文以国内外都市圈理论演进为依托，探究欧、美、日等典型大都市圈的发展模式，从城市规模、发展过程、发展动力、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等五方面对国内外都市圈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促进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区域经济及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二、国内外都市圈理论研究演进

　　1、国外都市圈理论研究演进

　　最先明确提出都市圈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他针对二战以后城市化过程中新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布形态———都市圈或城市区域，于1957年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这一崭新的城镇群体理念，并预言“大都市带”是城镇群体发展、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其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20世纪50年代以后，狄更生(Dickens)对欧洲城市、木内信藏基于对日本城市的研究提出了近似的城市地域分异“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这一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的理念，并且成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镇群发展的空间组织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艾伦·斯科特(AllenScot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近年来，以卡斯特里斯(M．Casteles)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从以信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技术对城镇空间的影响，认为新技术是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促进了城市的蔓延与都市区的形成与演化。弗里德曼(Friedman)则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评价一个城市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和调控与支配资本的能力。城市等级系统取决于各城市参与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地位与程度及其占有、处理和支配资本及信息的能力，城市职能结构应以各城市在经济活动组织中的地位分工为依据。霍尔(P．Hall)认为，技术变化影响并决定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决定了城市发展，随着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制约越来越小，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发展可能给城市空间演变带来分散化的动力，也可能会增加集聚的要求。杜朗顿在研究过往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模型对城市集聚经济进行研究，提出了城市集群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据此认为，城市集聚经济是在共享机制、匹配机制和学习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大江守之将都市圈的发展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划分为绝对和相对的集中或分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都市圈的扩展与产业结构演进、企业集聚、人口流动等存在着互动关系。

　　2、国内都市圈理论研究演进

　　借鉴西方有关城镇群的理论，我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式“都市区”、“都市连绵区”、都市圈、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带等概念，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内在规律。其中，杨建荣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经济、地区差距和就业压力，结合当时的城市发展现状，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八大城市圈的设想。高汝熹、罗明义认为，影响城市圈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历史发展基础因素、民族文化差异因素等，并提出都市圈形成的三个关键要素是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姚士谋和陈彩虹立足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城市化进程比较慢的基本国情，基于保证我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六个内在规律。陆大道提出，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并据此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在实证方面，张祥建从空间分布、产业演进、产业聚集效应、城际关系等方面对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三大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进行了深入分析。黄建富针对大城市发展水平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的现象进行了讨论。杨勇等则从都市圈的区位要素、资源禀赋、城市化水平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都市圈的形成规律，指出应该从多方面去认识和理解都市圈的形成，更加理性地看待都市圈在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魏后凯认为，当前中国已进入都市圈群体竞争的时代，某个企业或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具有竞争力并不代表都市圈产业链具有竞争力，如何构建新型分工与合作机制，形成都市圈产业链整体优势，是提升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对都市圈的研究已相对完善，但由于我国基本国情与其存在的明显差异性，很难直接简单套用；而国内研究多侧重于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内在规律，很少涉及中外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

　　三、都市圈发展模式对比

　　都市圈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城镇空间组织形式，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管理方式都会导致都市圈发展的动力机制各不相同。一个都市圈的发展往往是几种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一机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因此，都市圈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尤其对于经济转轨期间人口众多、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复杂的国家，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会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下文将从城市规模、发展过程、发展动力、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等五方面来对比、评析国内外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并提出政策建议。

　　1、都市圈城市模式对比

　　都市圈城市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各都市圈内城市的规模不同。在大都市模式中，大城市的发展在都市圈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派生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和都市圈的构造体系。这种模式以英国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大都市圈、美国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都市圈以及日本的东海道都市圈为代表。其中美国的城市化道路典型地反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在各种规模城市中，大城市居优先增长态势，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使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地域变成城市化的地区，即所谓“大都市区化”。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我国都市圈走的是中小城市模式的道路，主要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来促进都市圈的发展，被称为“分散型”道路。该模式主要表现为人口和各种工商企业、新兴产业大量集中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尽管这些城市在都市圈中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总体来看，城市的规模和能级都比较小。这种发展模式主要依托小城镇，给我国都市圈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首先，小城镇的超常发展造成了大、中、小城市发展比例的失调，使城市化推动现代化的效应难于显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控制的城市化制度虽然发生了松动，但这种松动还是低层次的，主要是以开放城乡间经济交流，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化并与小城镇结合为主要特征；其次，受“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方针的影响，我国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作用不显著。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核心城市的GDP均占本国的20%以上，而我国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均不超过全国的5%，其中份额最高的上海GDP总量也仅为美国纽约的四十四分之一。因此，我国在都市圈城市规模上，应该选择以“大城市为主导，中小城市为辅”的发展模式。

　　首先，应重点培育核心城市成为都市圈新的“增长极”。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多、耕地少、地区差距大和人均GDP较低的国家，更需要利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来提高经济效益，节约宝贵的资源特别是耕地及水资源。另一方面，要真正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合理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带动都市圈中其他城市协同发展，而这正是当前如京津冀等都市圈发展的症结所在。其次，发展中小城市辅助并服务于大城市的功能，增强关联性和互动性。中小城市在城市群中的作用不在于做大，而在于做精、做巧，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专业化和服务化。应着眼于依托城市群，服务都市圈特别是核心城市。战略的重点在于主动承接或嫁接核心城市产业链条的延伸，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功能的选择和培育，实现中小城市的特色化发展，使大中小城市之间无发展断裂，产业梯度合理，产业扩散与转移自然流畅，实现整个都市圈依靠经济链条的有机衔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取向可以参考日本大城市化的“都市圈”发展模式，通过组建若干个都市圈，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多极带动，提高城市化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益，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的作用，使其实现合理分工、相互关联、互动协调发展。

　　2、都市圈发展过程模式对比

　　都市圈发展模式主要是指都市圈的形成及演变历程的独特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为解决大城市因工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有意识地在离大城市不远的郊区建立新城，将工业和人口大量外迁，进而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从而使中心城市、周边城市、卫星城在地域空间范围内形成城市功能区域相连的复合体。换句话说，国外都市圈主要形成于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即城市郊区化时期与扩散时期。与其相比，我国都市圈主要形成于资源和要素向上流动的时期。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大部分都市圈仍停留在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的初级阶段，中心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迹象仍不明显，乡村的人口、资源和要素向小城市集中，中小城市的人口、资源和产业向大城市流动的初级阶段现象较为普遍。产业在向各中心城市聚集的过程中，都市圈的各个城市功能地域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国外都市圈主要形成于逆城市化时期，中心城市功能实行了有机分散，人口和产业向郊区或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伴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成为联系各个城市的主要交通手段。而我国都市圈形成于城市化的加速期，各种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之间联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要交通手段，力图打破特殊时期造成的行政“割据”，致力于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局面。

　　3、都市圈发展动力模式对比

　　都市圈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可以来自经济上自发的聚集效应，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支持。市场主导型以日本的三大都市圈(东京、名古屋和大阪都市圈)，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金马蹄都市圈，欧洲的伦敦都市圈和巴黎都市圈为代表。这些都是在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模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主要依靠市场因素和产业聚集效应，通过城市自身的发展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都市圈。这种发展模式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是欧美日都市圈发展的主流模式。但市场主导模式也有一些弊端。

　　欧美日都市圈在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也走过弯路，如伦敦和纽约都市圈都曾污染严重，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比之下，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并一直在政府的掌控下进行，其过程是一个政府对经济干预逐渐减少、中央不断向地方分权、政府逐步向企业放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支配作用一直比较强。因此，在我国都市圈的发展中，政府起了主导性作用。

　　除中国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赶超色彩，其发展模式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政府主导的都市圈发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它不能解决城市及都市圈中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无法有效完成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分，会导致都市圈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应该选择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割据”和部门利益，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的调节基本经济生活的能力。首先，圈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共筑圈域共同市场，为商品、要素、服务和企业的自由流动及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市场并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而提供统一的市场规则，减少圈域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和联系成本，以市场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为推动圈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要素流动为纽带，将各城市有机连接起来，提高整个都市圈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其次，以政府为驱动力，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制度，用法制规范政府和市场。

　　从经济制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为技术、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资源在圈域内自由流动而营造无差异的政策环境；为商品的跨地区流动及准入统一技术标准；为企业的跨地区经营和合作提供制度支持；在土地批租、税收优惠等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方面进行圈域协调，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避免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从社会制度来看，主要应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加强协调，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实现圈域框架内的融合，形成城市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最后，应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力量，系统整合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以促进都市圈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4、都市圈经济增长模式对比

　　经济增长方式在都市圈发展模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主导的增长方式不同，使得都市圈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集约型都市圈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集聚效应、学习效应等因素推动，在扩大规模和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都市圈受资源约束的压力较小，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特别是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较为明显，可以有效地实现都市圈能级的提升，以较好地避免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负面效应。

　　欧美日都市圈发展多是通过集约型模式实现大规模的聚集效应，进而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相反，我国都市圈的粗放型特征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以大量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的增加来推动都市圈发展，其中投入要素的增长速度通常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技术创新效率低、智力资源稀缺、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营管理落后等现象。虽然粗放型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可以促进都市圈的发展，但长期看来代价很高，如未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高投入，大量的城市运营支出和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都意味着中国正在沿着高成本的城市化进程前进。都市圈和核心城市发展过程中扩张地域规模的“摊大饼”方式较为常见，缺乏市场集聚因素和大城市规模效应，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的内生性增长表现不明显。例如，北京在申奥成功后，市区半径扩展到50公里；苏州、宁波、长沙、郑州、成都等城市的扩展面积也增加了100多平方公里以上。其次，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核心城市辐射力不强。我国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难以实现有效的辐射带动作用，甚至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长期以来，河北省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环京津贫困带”。

　　从增长方式上看，中国都市圈应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首先，应实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加快都市圈内城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和大城市的辐射效应，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其次，要由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我国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新兴战略性产业。为此，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克服“技术引进依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化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5、都市圈产业结构模式对比

　　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把圈内大城市的发展与周围地区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考虑，资源配置合理，系统效率较高。如日本东京湾有6个港口，其中最大的千叶港专注于原料输入，横滨港主要负责对外贸易，东京港集中于内贸，川崎港专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等。又如纽约都市圈，当城市中心功能过度集中时，纽约首先将钢铁、纺织、机械等传统制造业外迁，进一步发展后，又在郊区完善商业服务业，构建大型购物中心，使郊区功能日益专业化。纽约适时向以金融信息为主的高端服务业转型，积极开发利用智力资源，实现中心城区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并通过信息服务业将郊区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内城城市更新，城市景观和居住环境大为改善，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通过以上举措，纽约都市圈在更大的城市区域内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国外大都市圈的成功实践证明，一个经济区域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都市圈内各城市必须根据自身在区域背景下的条件承担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发挥整体集聚优势，形成整体区域竞争力。受行政区划和地方利益博弈等影响，我国都市圈内的各城市发展大都立足于本地区利益，缺乏整体宏观协调。尽管城市间有某些领域的合作，但只是临时性、局部性和非制度化的。各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和短期性导致了都市圈整体发展的不经济性和不可持续性。

　　核心城市综合辐射和影响力不突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一方面带来了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致使经济活动向城市内部过度集中和分布失衡，从而导致了现有城区的过度拥挤，土地、生活成本飙升，推高了城市化进程成本。

　　目前，我国三大都市圈中仅有长三角都市圈的上海市作为核心城市的作用发挥较为突出，其他两个都市圈内，有较大辐射和影响力的核心城市作用还不明显，有待进一步发展。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三大都市圈内城市具有同构现象，产业分工模糊，缺乏高效合作。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内各城市都是以制造业为主，而且都以电子通信、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支柱产业；珠三角制造业也趋向于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等制造业；而京津冀都市圈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这不仅造成都市圈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也使得我国三大都市圈所在省市都将电子、机械、化工、冶金等列为支柱产业，这种新一轮的结构趋同应得到及时的宏观调控，以避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进一步扩大。

　　我国都市圈发展的关键是在整个区域内建立层次及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各城市应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原则，合理确定自己的生态位，实现产业的错位发展。这就要求各城市从区域整体发展的思路确定本市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不一定是最高新的产业，但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

　　核心城市要当好龙头，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成为区域内要素和信息的集结与配置枢纽。因此，核心城市应努力提高服务产业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核心城市应该突出高精尖，避免大小通吃的做法。中小城市要当好接续核心城市辐射的“二传手”，发挥好局部中心的功能，将重点放在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增强产业配套能力，充分消化核心城市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改造传统产业，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而且同一层次的城市之间要多加强横向合作，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提高都市圈内的协同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提升整个区域的对外竞争力。

　　四、结语

都市圈的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本文从城市规模、发展过程、发展动力、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等五方面对都市圈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中外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都市圈核心城市规模小，集聚能力偏低；仍处于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的初级发展阶段;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内生性增长比重较低;属政府主导，都市圈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和部门逐利现象严重。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都市圈应培育核心城市，作为都市圈新的“增长极”，走“大城市为主导，中小城市为辅”的发展道路；应建立圈域共同市场，制定一体化的市场制度以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并借助区域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提高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以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协同并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群体的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